深圳大学 黄永健
现当代汉语自由诗在中国演化了一百多年,对中国走向现代化、城市化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和助推作用,以至于目前依然占据主流话语地位,但是汉语自由诗从诞生之日起,就因其发动者赋予的强烈的功利色彩而先天不足。中国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郑敏在其《世纪末的回顾: 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中指出,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 , 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 , 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 ,我们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又不得不对他们那种宁左勿右的心态,和它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创作的负面影响作一些冷静的思考。他们(胡适、陈独秀)在政治改革的热情的指使下,忽视了语言本身的特性与客观规律,即它的继承与武断性是绝对的,变革只能是相对的,如简化字形,若想抛弃汉语的根本像形、指事、会意等以视、形为基础的本质,将其强改为以听、声为基础的西方拼音文字,无异是一次对母语的弑母行为。作家与文字间的相互作用,相互选择。并非作家单方面的选择能决定作品的表达能力。文字,由于有其自身的系统及前人的使用为它增加的踪迹痕,并不听任作家的主观支配。这种作家与文字间的对话的关系有犹如古人所谓的推敲,形成文学创作的话语之场。白话文运动对于这种作家与文字间的场始终忽略, 只求通达,作家的心态是有了白话文就能有“活的语言”,因而以主人的姿态临驾于文字之上,其结果是作品浅薄、生硬、质量下降。在郑敏看来,胡适一代因为对语言理论认识不足,才会以激进的态度否定文言,不仅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二元思维模式,同时也导致白话诗迟迟未能走向成熟。 “九叶派”诗人郑敏和“九叶派”其它诗人一样,注重对内心的探索,表现出内宇宙的神秘、辩证的思维、清丽而繁复的意象,可以说郑敏是将汉语自由诗推向现代主义高峰的代表性诗人,在其晚年痛定思痛,对自由体新诗发出语言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世纪之问”,季羡林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指出:“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种种迹象表明,曾经被中国现代诗人奉为“女神”的汉语自由诗,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尊严,时过境迁,在更加宏大的历史时空中,它就有可能成为被再次颠覆超越的诗歌样式。
陈仲义先生指出纵观百年诗体,能够成型成熟的,大抵需要三个条件:一、稳定的规范性;二、区别于他者的可重复性;三、特定的操作性。这三个条件还是过于宽泛,不利于当代汉诗定型诗体的形式凝定。我们认为当“律化”的新格律形式足够丰富时,一定会有一种或多种诗人和读者喜闻乐见的,节奏、旋律、结构等完美融合的精美诗体产生。我们认为近年来产生的“松竹体十三行汉诗歌”通过实践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当代汉诗定型诗体,与各种当代汉诗定型诗体相比,具有明显的汉诗基因集成传承优势,行数适中,每行从二言到六言或从三言到七言,从定言角度看没有逾越七言上限,其格律体定韵、调平仄、讲究每一首作品的内在循环——起、承、转、合,第一首“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允称“自律体”,在网屏发表后得到海内外诗人的跟写,经过数年的创作积累和诗学论证,它就成为了现代汉诗外形式突变的一个象征。
笔者认为,在当代各种格律体新诗(定言体、定行体、定韵体、定型体、十四行体、花环体、柔巴依体等)中,经由网络平台催生出来的“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具有较为突出的艺术原创性和未来开拓性。
中国允称诗歌大国,汉语本是诗性语言,五四白话文运动革了文言的命,白话诗革了古代诗词的命,从此自由体汉诗一统天下,可是自从白话诗诞生以来,争议之声不绝,质疑之问不断,一段时间,我们以为现代派的自由诗将永远是诗歌的大道坦途,现代派的自由诗发展到今天,在自由的轨道上“脱轨”,沦为“后野蛮写作”日本学者小西甚一称之为“近代西洋式的俗”,汉语诗歌亦步亦趋,变成了“哲学诗”、诗人变成了“神学家”、诗评人云亦云,诗歌圈子远离大众却自以为是,中华诗词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同样远离大众自以为是,种种原因导致诗歌不被待见,诗歌文化地位滑落。
创建符合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新格律诗体,是几代新诗人的梦想。新诗史上出现过的具有格律倾向的新诗体如白屋体、胡适之体、豆腐干体、林庚体、信天游体、楼梯式、新辞赋体等,由于在音节、节奏、韵律、结构等方面缺乏定型的的综合考量,仅仅是在局部进行自我约束,因此大多数成为一种诗人创作所追求的艺术风格,无法进行推广普及。即使如十四行、八行、四行等,也仅仅局限于行的固定性,对于音节、节奏、韵律等方面仍然是率意而为,故无法达到定型的要求。
据赵朴初回忆,“记得一九六五年春天,陈毅同志在一次闲谈中对我说,毛主席曾向他讲到中国文艺改革以诗歌为最难,大约需要五十年的时间。我当时不禁心中感到震了一下。怎么,中国诗歌改革还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这一辈人岂不是连是否能亲眼见到都成问题了吗?经过这些年的思索和实践,我才深深体会到主席这个估计真是有至理存焉。每种文艺都必须经历一定孕育、生长和成熟的过程,我们不仅无法为之预定指标,计日程功,甚至无法为它的将来面貌预制具体的蓝图。任何有志之士所能做到的,都只能是:在其时代所能提供的条件下,朝着个人所认为的正确方向,尽量作自己的努力,以期有所发现,有所进展,如是而已。至于是否真有进展,进展了多少,恐怕连本人也很难断言。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那就是,只要我们遵循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指引,顺应文学发展的规律,运用民族语言的特征,联系群众,集合足够人力,发挥各自所长,共同协作,辛勤垦殖,那么新中国诗歌园地中总有一天是会开出新异鲜艳的花朵来的。”
十三行汉诗诞生于2013年,大致相当于毛泽东所预言的当代中国诗歌改革的年限,从目前的网络写作现状来看,十三行汉诗得到了首先是群众的接受和参与,正在集合足够作者队伍,在承续我国诗歌格律的基础上,开放性地研发出十三行汉诗的各种变体,分为“格律体”、“泛格律体”、“口语体”等。十三行汉诗主张正能量写作,审美写作和文化写作,力避自由诗弊端,激发当代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自信,一旦与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文化打成一片,有效传达当代情绪感受,形成系列经典,那么十三行汉诗就可以激活社会对诗歌的美好回忆,联手其他创新诗体,共同恢复汉诗的历史地位和文学尊荣。
作者简介:
黄永健,男,1963年出生,安徽肥东人,艺术学博士,深圳大学教授(三级),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副主席,深圳大学汉诗艺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当代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创始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深圳市南山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长期从事艺术学理论、诗学理论、文化创意产业及美学理论研究。在《文艺研究》《艺术百家》《文化艺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80多篇,专著《中外散文诗比较研究》2013年入选“高校社科文库”、《艺术文化学》入选“艺术学教育丛书”、《艺术文化学导论》入选“十二五艺术设计类国家规划教材”和“十四五艺术门类国家规划教材”、《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入选“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六辑)”。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汉诗创新诗体研究”。
主要论著包括《苏曼殊诗画论》《艺术文化学一一艺术在文化价值系统中的位置》《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中国散文诗研究一一现代汉诗背景下一种新文体的理论建构》《中外散文诗比较研究》《文化在流动和积淀中创新演进一一以深圳的文化发展为例》《凝神注思一一批评与探索的轨迹》《守正出新一一当代十三行汉诗评论集》等。
黄永健教授十三行汉诗诗书画作品:
